更大的差距在军事技术和军事理念。当英军充分展示火器的犀利的时候，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整整落后了 200余年。清军在战争全过程中未能击沉英军一艘战舰，自己的阵地却被打得千疮百孔。战争样式已经残酷且陌生得让中国军人无法相信，这不再是光凭借勇气和正义就可以取得胜利的时代，科技的重要性掩盖了冷兵器时代个人的风采。

　　关天培，一位即使敌人也为之动容的军人。一位英国人曾这样写下关天培悲剧性的战斗：

　　“作为一个勇敢的人，公正的说法是，提督的举止配得上他的地位……当他起锚后，很可能是斩断或解脱锚链，以灵敏的方式驶向女王陛下的战舰，与之交战。这种毫无希望的努力，增加了他的荣誉，证明了他行动的决心，然而，不到3刻钟，他和舰队中尚存的战船便极其悲伤地撤回到原先的锚泊地。”

　　关天培的作战方式非常古典，他试图靠近敌舰，与敌肉搏，然而在英军猛烈的炮火下，这一目的始终没有实现。

　　面对防不胜防的万里海疆，清朝军队只能固守要点，以炮台与英军相抗衡，炮口固定在敌军的正面。英军的战术也始终没变，那就是以炮舰正面轰击，以陆军从炮台的侧面登陆，抢占制高点，两面夹击。关天培死于这一战术，定海三总兵同样死于这一战术，短兵相接的中国军队一次次败于这一完全相同的战术。

　　在浙江，清军组织了一次精心准备的反攻，其指导思想是 “五虎制敌”，也就是在虎年虎月虎日虎时，由一个属虎的总兵指挥战斗，试图“驱虎吞羊（洋）”，但是中国古老的风俗并不能保佑身处近代化战场的中国军人，其结果可想而知。与我们如今对鸦片战争的沉痛感觉颇为不同的是，在当年战败的清朝官场里仍然有着喜气洋洋的欢声笑语。

　　1841年夏，道光皇帝的谕旨传到广州，赏“靖逆将军”奕山白玉翎管，并“交部优叙”。奕山也十分“厚道”，一下子保荐“功臣”500余人，使广州官场几乎人人有赏。其实，此时连广州城都是靠600万两银子赎回来的。奕山们得到的赏赐都是靠“编剧本”骗来的。

　　明明是用钱赎回的城池，奕山在奏折中却说是“夷目”（英军指挥官）在城下脱帽行礼，恳求“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

　　在奕山等人笔下，耀武扬威的侵略者变成了苦求恩赐的弱势群体，将英军装点得谦卑懂礼，赚得道光龙心大悦，于是同意了“夷目” 的要求。奕山一看情况不错，将“情节”推上了高潮，他在奏折中活灵活现地描写英军“额庆欢忭，免冠感伏，声言永不敢在广州滋事”。

　　这实在很合道光的脾胃，于是“妙笔生花”的奕山们自然人人加官进爵。

　　但假的就是假的，不久之后，英国人不满意这点收获，战舰北移，试图从中国得到更大的好处。道光皇帝终于发现，他成了一个被默契的部属共同欺骗的冤大头。

　　用中世纪的战法应战近代工业化条件下的战术，关天培的勇毅令人感动之余，也令人扼腕不已。当关天培的家人领走他的遗体的时候，英军战舰鸣炮相送。另一批数量宏大的中国军人不仅让敌人嘲笑，也让自己人齿冷。在虎门之战中，一些清军将领率先逃跑，愤怒的士兵打响了第一炮，但这一炮不是打向侵略者，而是打向自己的指挥官。

　　鸦片战争中的第二个值得关注的群体是老百姓。在英军攻击广州的时候，河道两边的山上，往往聚集着大量的百姓，他们以一种极其冷静的目光注视着英军对本国军队的攻击，“壁上观”的姿态令英军大为诧异。

　　不久之后，同样在广州城郊，三元里的人民自发聚集起来，在大雨中愤然向英军发动进攻，并取得了不逊于清军的战果，其舍生忘死的勇悍同样令英军大感诧异。

　　中华民族具有国际普遍标准的民族精神是在外国侵略者一次次打上门来的羞辱中一步步强大起来的。她成长于五四运动，煅烧于抗日战争，成熟于中华民族重新站起来的时期。中华民族之魂将在一次次的血雨腥风之中重新塑造。三元里人民在大雨中的血战，为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骨骼里揉进了坚韧的钙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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