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时候，在延安，宛如乡村教师般的毛泽东心怀世界大势，纵览中国近现代史，发表《论持久战》，他认为中日之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进行的决死之战。一方面，敌强我弱，只能打持久战；另一方面，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公道自在国际人心。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中国。他对抗日战争的进程作出了预测，即抗战将分成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以战略相持阶段最为艰难，但只要坚持下来，中国必胜。

　　这是一个极富预见性的判断。这一判断指导着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敌后作战方式，游击战的妙用被中国军人发挥到了极至，甚至成为了一种战略。虽然在当时许多人对这一作战方式表示怀疑和嘲笑，但在30多年后，这一战略使一个弱国再次拖垮了一个军事强国。

　　在那个时代，更多的外国人开始了解血战中的中国共产党，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上校曾跟随八路军行军2000公里，他以一个西方军人的眼光对当时八路军的指挥官们进行过评价：

　　“朱德是一个伟大的组织家与战术家，他的亲切引起了人们的爱戴，八路军全体人员没有一个不敬爱他；周恩来出身官宦，是一个修养很好的人，也同样有着高贵的个性和谦虚的精神；彭德怀的举止粗犷，但这是由于他那富有行动力的个性，他讨厌迟缓和懵懂，无时不在竭力清除八路军兵员中的这些缺点；刘伯承、贺龙、徐向前和徐海东等，也都是最诚恳和深谋远虑的军人，在计划时非常谨慎小心，在执行计划时则非常机敏和迅捷。”

　　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在对敌作战中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人们充分利用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山山水水，平原挖地道，水泽藏小船，山区奔劲旅，地雷战、麻雀战、武工队，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些憨厚得好像大山一样的沉默的中国人成为日本强盗眼中最可怕的敌人。

　　彭德怀曾这样回忆那个年代：“从1940年3月前后到7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地迅速变为游击区。大破袭之前，只剩下两个县城。”

　　面对无所不用其极的日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带领根据地的人民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和生命力。彭德怀的战略方案则是名震中外的百团大战。3个半月，毙伤日伪军4.4万人，正太路全线瘫痪。

　　在东北，此时杨靖宇将军已经殉国，这位将军战至最后一刻。日军解剖他尸体的时候，只从他的胃里找到了野草、树皮和棉絮。抗日联军从九一八事变后到抗战结束，从来没有停止过战斗。他们是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时间最长的部队，先后毙敌

　　18万余人。牺牲是这支部队最大的光荣，包括走向大江的八位女性，包括历经酷刑而不降的赵一曼。他们是中国血性所在。

　　因为恐惧，所以凶残。日本军队把他们的兽性发挥到了极至，杀光、烧光、抢光一切，囚笼战术，铁壁合围，清乡扫荡，一一出手，大开杀戒。他们甚至在中国制造千里无人区，只是为了隔绝中原的义师向东北渗透。

　　从1939年起，他们就划出北起内蒙古宁城，南至长城以南，西起独石口，东到山海关的区域，长约1000公里，宽200公里。在这个区域内，日军把山里的人们赶下山，集中成一个个大村，称之为“人圈”，把其他的村子都烧了。以此隔绝与抗日武装的联系，许许多多的人们因为缺衣少食，就死在这“人圈”中。日军经常在半夜突袭冀东根据地，那个时候，如果五分钟内不集合突围，掉队的人就危险了。

　　1941年初，日军在潘家峪屠村，杀掉1200余人。新华社记者雷烨记下了他看到的一切：“听不见昔日的牧羊少年的歌声和老人的咳嗽，没有炊烟也没有灯光。黄昏里，在潘家峪，我们向谁告别呢？”

　　这位来自江南的记者在两年后，为了组织村民撤退，耽误了时间，被敌包围，死战到最后，他砸碎了所有的物品，包括记录这场战争的心爱相机，然后用最后一颗子弹自尽。无数的中国人都像这位记者一样战斗到最后。包括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这位将军战死时只有36岁。朱德作诗祭奠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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