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晚清的情结， 从19 年前的大学时代就开始了。20 世纪80 年代末期的校园居然就那么远去了， 像一个梦。那时，少年张狂的我写了篇关于晚清的文章作为一堂课的作业， 然后把文章寄给远在家乡的舅舅-- 一位对历史情有独钟的、很有独到想法的、落魄的教书匠（ 后来辞职了做律师， 后来又辞职了做职业股民） 。他毫不客气地指出我的一个错误： 我居然拿电影《神鞭》中的傻儿说事，说这是极不严肃的。

　　我自那时候起， 就知道我的问题很严重（ 其实直到今天， 我也不能摆脱一种虚实结合的文风） 。于是，我曾经用一个暑假的时间，泡进北大的图书馆，疯狂地查阅罗尔纲关于太平天国的一书架的资料： 因为我的舅舅告诉我， 我家祖上是太平天国的将军。若干年后， 他又告诉我，他搞错了，我家祖上是曾国藩手下的湘军将领……我晕。

　　后来，又在校园里迎面碰上袁明教授。她问我在干些什么，我说在看晚清的东西，于是她说："这里面的东西很多，希望你努力。"此番叮嘱言犹在耳。后来， 每隔一两年，她就询问我一些晚清对外关系中的问题。比如，李鸿章说的是"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还是"千年之变局"啦， 戈登是否说过" 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议者，皆当斩首"啦，等等。这便促使我不断追求事件的真实性。

　　开始教书了，教的是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教学相长嘛， 为了不在学生面前露怯， 我把能找到的书从利玛窦的《中国札记》， 到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再到费正清的《剑桥中国晚清史》， 从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到《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同治朝）， 再到光绪朝的《清季外交史料》，以至王闿运的《湘军志》等等，如饥似渴地阅读和啃读。又从当时可怜的工资中抽出一部分，分批购买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王韬、郭嵩焘、薛福成等人的文集、全集、日记等等，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小书库。

　　为了增加感性认识， 也是为了对同学有更大的吸引力， 我自觉跑了很多晚清的涉外事件发生的地点。除了北京地区的数十个地点外， 我跑到岳麓书院探寻魏源、曾国藩、郭嵩焘等人的芳踪； 跑到大沽口凭吊僧格林沁的" 战绩"； 跑到承德避暑山庄探寻马噶尔尼访华和辛酉政变的历史尘埃； 跑到沈阳感受满清入关前的王气……看多了， 讲多了， 跑多了， 就想写。第一本书于2005 年在北大出版社出了，接着便有了和胡孝文编辑的结缘。

　　胡孝文先生是桐城人。桐城是名士辈出的地方， 所谓" 天下文章出桐城"。曾国藩初学古文， 便以桐城派大家姚鼐之文为师，自称" 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 。历史系出身的胡先生对晚清有天然偏好，也就不足为怪了。当他在2 0 0 5 年那个夏天，在电话里读着以前我那本书的一些句子时，高亢的声调震得我耳膜涨疼。要知道，当时他可是在公共汽车上。说实在的，当他读我的句子时，我有一种别样的感觉，我自己对于我当时说了些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对他的激烈反应，在充满感激和酸酸的感觉的同时，更是一种崇敬。我们，包括我自己，都太缺乏这种有限度的对历史的激情了。

　　于是，他邀请我在《世界知识》杂志上写了一年的晚清涉外人物。现在，他又积极敦促我把这些东西改编了，结成书出版。

　　我很惶恐地答应了，我不忍心叫他失望。其实，我很清楚自己的功底，我不是那种科班出身的历史人，我所有的只是一些思绪，还不一定有什么价值。奈何我对晚清的情结不能自己解开，憋着要说，说了又怕，只有请高人指正，等待"板砖"直击头部。

　　是为序。

　　2007 年3月， 于北大畅春园青年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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