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 年， 蔡元培辞职后，辜鸿铭也辞了职。因为蔡元培以后的北大已经不是原来的北大，北大已经不是他能容身之处了。1924年4月23日，印度诗哲泰戈尔访华，辜鸿铭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熊希龄、蒋梦麟等前往北京前门车站迎接。对于这般的吹捧，十年后，鲁迅还耿耿于怀，在《骂杀与捧杀》一文中讽刺：

　　"人近而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这是一种偏见吧。当鲁迅自己被当成另一个捧杀的对象时，不知他作何感想。辜鸿铭与泰戈尔，一个很奇特的组合，不知二人聊了些什么。不过可以肯定，泰戈尔一定为中国有这么一位奇人感到神奇。

　　作为经常用英文写作的印度文化大师泰戈尔， 在某些方面和辜鸿铭有相似之处：二人对待西方文明均持一种矛盾的态度。只是泰戈尔更能从全人类的角度，以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关注人类的发展。其立意与辜鸿铭相比，更具有现代性，也更接近21世纪的历史主题。

　　泰戈尔在一生的相当长时间里， 对西方文明是持尊重和友好的态度的。

　　有感于印度的苦难， 泰戈尔说：" 我再次指出， 如果真理从西方来，我们应该接受它，毫不迟疑地赞扬它。如果我们不接受它，我们的文明将是片面的、停滞的。科学给我们理智力量，它使我们具有能够获得自己理想价值的积极意识的能力。为了从垂死的传统习惯的黑暗中走出来，我们十分需要这种探索。我们应该为此怀着感激的感情转向西方活生生的心灵，而不应该煽动反对它的仇恨倾向……今天，任何国家把别的国家拒之门外，都不能谋取独特的进步。"有人在泰戈尔的传记中说：和西方的密切接触"使他原已十分广博的人道主义同情心更加宽广，并深化了他对那种激励西方心灵去建立伟大功业的智力和精神的理解"。泰戈尔逝世时，印度国大党领袖、后来的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从监狱里致书报界，说："祖师(泰戈尔)和甘地从西方或其他国家吸收了许多东西，特别是祖师尤其如此。他们之中谁都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的使命面向整个世界。"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搅乱了人类的和平生活的时候，泰戈尔和辜鸿铭一样，对战争进行了谴责。只是泰戈尔对交战双方抱以同样的悲悯和谴责。其诗篇有云：

　　大地万千的痛苦和罪过，

　　多少暴力的喧哗和凶兆，

　　今朝一切都汹涌澎湃，

　　越出河岸，涌向天空。

　　……

　　今朝，懦怯者的胆小，

　　强悍者的残暴，

　　贪婪者的无耻，

　　被宰割心灵的创伤，

　　民族的傲慢，

　　对神明的亵渎，

　　这一切戳穿造物主的胸膛。

　　不过，在北京的讲演中，泰戈尔以"巨人"比之西方的物质文明。大意是"西方文明重量而轻质，其文明之基础薄弱已极，结果遂驱人类入于歧途，……虽然此种文明，吾东方人士万不可崇拜之，如崇拜之，则必受其害。吾人今须知人类之精神，须如机械之轮之自强不息。吾人分所应为者乃对于一切压迫之奋斗抵抗，以求到达于自由之路，故吾人今对于大人（ 即西方文明） 须以较机械更良之武器征服之。换言之，即吾人今须以精神战胜物质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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