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 在第二次的召见中， 曾纪泽又强调了当时英语为国际商务用语，而法语为欧洲外交官方语言。其对答如下--

　　对： " 英语为买卖话。外洋以通商为重， 故各国人多能说英国语。至于法国语言，系相传文话，所以各国于文札往来常用法文，如各国修约、换约等事，即每用法文开列。"

　　同时， 曾纪泽在回答中， 也强调了翻译一职和办洋务的区别。翻译是一种工具、一种手段，办洋务则要复杂得多，是一种事业。他认为像自己这样初懂英文的官员很少，要士大夫学洋文很难，不要企图在以后挑选洋务官员时把外语水平作为一条标准。"若遣使必通洋文洋语，则日后择才更难。且通洋文、洋语、洋学，与办洋务系截然两事。办洋务以熟于条约、熟于公事为要，不必侵占翻译之职。"

　　从召对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务实、讲真话的曾纪泽， 也看到了曾国藩的影子。

　　"始信昆仑别有山"

　　洋务运动的启蒙者们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在最初与西方的交手中，感应到变局的到来。但是否真的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则是有疑问的。士大夫要承认中国在军事力量不足之外，还存在经济和政治体制等文化范畴的不足，这对他们而言，存在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只有亲身经历了西方社会的生活，才能有力地冲击这最后的防线，从而真正走向世界。曾纪泽的前任郭嵩焘已经大胆地承认了中国文化问题对中国发展的深刻牵制。曾纪泽本人通过朴素的观察，也得出了类似的明确结论。

　　初到欧洲，曾纪泽以诗明志。诗曰："九万扶摇吹海水，三千世界启天关；从知混沌犹馀言，始信昆仑别有山。"曾纪泽对于昆仑之外的这座大山，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观察，具有很强的层次性。

　　一是对中西方文化的基本认识。他从小学教育入手，认为："中华所谓小学，有古今之分。汉学家以文字、声音、训诂为初学津梁，古小学也。宋学家以洒扫、应对进退为童蒙基址，今小学也。"而"西人所谓小学，则以显微镜察验纤细幺幺之物，以助格致家考究万物材质凝动之分，生死之异，动植之类，胎卵湿化之所以别。由细而知巨，由表以验里，由无用以求有用，由同种以察异种。以此为小学，与光学、电学之属，争奇而并重。设公会邀人观览，亦集思广益之意也。"以此论之，中国的学问注重人的道德文章，关注主体的修行，而西学注重对客观事物的考察。曾纪泽并没有把西学的路数和中国的"格物致知"对照研究。虽然他提及"志欲使中国商民，仿效欧洲富国强兵之术、格物致知之学"。但是，如果他进一步推论，甚或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传统的学问，并没有真正遵循"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训条，而是忽略了格物致知，直接走向修身之路。这可能是中国传统学问有意无意对新儒学（理学）最初教条的偏离，而这种偏离正是导致中国学问出问题的根源吧！

　　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直接渗透到曾纪泽办理外交的实践中去。曾纪泽发现西方国际关系遵循一种规则即国际法，而国际法的根本点在于保护国家主权，保护国家主权还不论国家大小强弱。他说："西洋各国以公法自相维制，保全小国附庸，俾皆有自主之权。"这是和东方传统国家间关系在文化上的最大不同。国际法意识和主权意识给了曾纪泽无穷的力量， 他利用西方国际法作为武器， 以子之矛， 攻子之盾。他在和俄国的艰难交涉中， 成功收复了伊犁。他在辩论《烟台条约》洋药加税之事项时， 义正言辞地说：" 西洋各国， 无论大小、强弱， 其于税饷之政， 皆由主人自定， 颁示海关， 一律遵照办理。客虽强而大， 不能侵夺主国自主之权。"" 加税之权， 操之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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