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有必要解构传统朝贡体制存在的诸多不确定因素，以及挖掘传统中国的海洋意识，以从潜在的基因方面，寻找蓝色中国安全战略的内在基础。

　　丰富的中国传统外交体制和思想，其内容非"朝贡体制"能简单涵盖。朝贡体制的存在和发展与中原帝国的分合存在密切的联系。中原王朝和周边国家（或民族）的关系，在中国强大并统一的时候，则"朝贡"得明显；而在中国软弱的时候则不仅"朝贡"衰落，中国一些朝廷本身还得向别人朝贡。而中国统一的时间，在数量关系上，是存在很大争议的。以学者的统计，如果以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疆域为统一的计算标准，中国统一的时间仅为81年（1759～1840年）；如果把基本上恢复前代的疆域、维持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宁作为标准，统一的时间是950年。以秦灭六国（公元前221年）至清亡的1911年为计算阶段，前者的统一时间仅占百分之四，后者也只占百分之四十五。在分裂的状态下，作为"朝贡"载体的中国统一王权或衰微，或消失，如何存在贯穿中国历史的"朝贡"实践呢？实际上，甚至在鼎盛的唐朝，吐蕃王朝还占领过长安，并强迫大唐和其建立"甥舅"关系。因此，周边少数民族的入侵则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和"四夷"的特殊关系。汉、唐的"和亲"政策就不能用"朝贡"来衡量。

　　传统东亚的国际关系， 存在着两条线索， 一条是以中国为中心，另一条是以所谓"海上中国"（Maritime  China ） 为平台。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就另辟蹊径，他研究了朝贡贸易体系和近代亚洲经济圈，认为 "地域经济"在东南亚和东亚（而这正是传统朝贡国最为集中的地区）所起的作用，极大地削弱了朝贡体制的地位，塑造了一个强调民间、非国家、共同体，甚至自由和平等的相对独立的区域。换言之，中国沿海和这个经济区的历史性的融合本身就已经使中国部分地国际化了，朝贡体制只是存在于最上层统治集团的意识中。滨下武志明确地断言："历史上，亚洲绝非一个简单的平面，而是由多个具有中心-周边结构的关系的地域圈复合体而构成。"虽然明、清都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但从来不能阻止海上贸易和移民的发展。因此，"朝贡体制"这一总结，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继承了中国传统"官史"的风格，只看到中国历史似乎一成不变的一面，而没有关注到民间的历史，从而对中国及周边历史的多样性缺乏应有的分析。

　　" 海上中国" 的存在， 证明古代中国对外关系体系存在两面性。同时也暗示了这样一种可能，即：以农耕文明为根基的陆上中国，在国防现代化的过程中，是不缺乏海洋和海权意识的基因的。

　　自魏源始， 中国有识之士就开始注意到海防这个严峻的问题。但是，其表现在《筹海篇》中的海防思想如同石沉大海。及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甚至是太平天国战争后， 清政府才注意到海防力量的重要性。

　　近代海防总体建设恰恰是始自186 6 年左宗棠建立的福建马尾船政局和水师部队。但是造成朝野真正震动的， 是1 8 7 4 年日本从海上侵略台湾。长期被视为" 蕞尔小邦" 的日本， 竟然公开叫板大清帝国， 此事为千年所罕见。由是， 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 海防" 和" 塞防" 之争在清朝上下轰轰烈烈地展开。这是中国高层集体意识到海防问题重要性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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