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o赫伯特（Charles Herbert），1846年出生于印度。他的家人都丧生于1857年的坎普尔大屠杀（一场印度人反对英国统治的起义）。幸免于难的赫伯特返回英格兰，1883年成为业余运动协会的名誉秘书。他与顾拜旦相识后，顾拜旦随即任命赫伯特为"英国及其殖民地地区代表"，为召开委员会大会效力。尽管赫伯特对顾拜旦的计划疑虑重重，但正是在他的努力下，英国队才成功地参加了1896年的首届奥运会。赫伯特本人却由于付不起到巴黎的路费而未能出席。

　　以"瑞典体育运动之父"闻名于世的维克托o古斯塔夫o巴尔克（Viktor Gustan Balck），出生于1844年的商人家庭，1859年成为皇家海军士兵，随后进入卡尔斯拜尔军事学院，在这里对运动产生浓厚的兴趣。1891年，成为斯德哥尔摩体操学校的一名职员，并先后获得陆军少校和上校军衔。1907年，他成为体操学校校长。在他的努力下，现在所能见到的传统体育项目在瑞典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875年，他创办了斯德哥尔摩体操协会，其影响力与赛艇和滑冰等协会并驾齐驱。巴尔克还推进了体操协会与英国体育界的关系，尽管他被选为新奥委会的第一届委员，却没能出席在巴黎举行的奥委会会议，但他保证一定要让弗雷德里克o贝赫（Frederic Bergh）代表瑞典参加奥运会--他只能说服一名运动员参加雅典奥运会。另外，他对国际滑冰联合会的创办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顾拜旦是一位民主改革派自由主义者，对当时的社会偏见很敏感。他意识到，那些拥有贵族头衔的人加入到委员会里，将会提高委员会的声誉和地位，就如同今天慈善机构的做法一样。安普希尔男爵二世亚瑟o奥利弗o威利尔斯o卢瑟尔（Arthur Oliver Villiers Russel）于1869年在罗马出生，他父亲是驻当地的英国大使，他祖父克兰顿伯爵是当时的外交大臣。卢瑟尔先后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获得声誉，并成为牛津联合会（一个政治性的组织）和赛艇俱乐部的主席。顾拜旦访问伊顿公学时与他结识，并立刻任命这位年轻人为第一届国际奥委会委员。尽管安普希尔家族很少直接参与顾拜旦的活动，但卢瑟尔的加入对奥运事业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卡尔o奥古斯特o威利巴尔德o格布哈特（Karl August Willibald Gebhardt）是柏林大学的化学家，后来移居美国，1890年至1893年间从事生理化学的研究。学生时代他曾是一名击剑运动员，为嘈杂拥挤的都市生活对居民身体健康的影响深感忧虑，倡导健康的运动应该作为普通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他自然而然地成为顾拜旦的忠实信徒之一。他认为，德国在传统体操项目上的成就具有太强烈的国家色彩，因此他参与了1895年在柏林举行的"运动、比赛与体操展"。为了支持德国参加首届雅典奥运会，他还专门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他后来成为第一个德国籍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对促使德国参加全新的体育历险活动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杰里o古斯o雅可夫斯基（Jiri Guth-Jarkovski）是波希米亚捷克人，布拉格一所大学的哲学教授。1891年，他与顾拜旦相识于巴黎，借助他与外省奥地利贵族的关系，对顾拜旦的事业起了很大作用。然而到1894年时，他却因贫困而没能参加奥委会会议。尽管如此，他对顾拜旦在欧洲中部的活动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来自俄国西部乌克兰的亚历克斯o蒂米维科o布托维斯基将军（Alexei Dimitrievic Butovski）在圣彼得堡的军事学院工作，后来转向军事教育，负责俄国的学校体育教育。直到19世纪80年代，俄国才广泛地接受了体育运动。布托维斯基对欧洲其他地方的体育教育作过一次考察，他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为顾拜旦解决了不少难题。

　　担任法国体操协会主席的厄内斯特o卡洛（Ernest Callot）成为顾拜旦的"体育宣传"委员会成员，后来被任命为国际奥委会会计，成为顾拜旦的左膀右臂。卡洛是国际奥委会成员中的第二个法国人。

　　为了使奥林匹克观念更加具有国际化品质，顾拜旦任命来自新西兰的基督教徒莱昂纳德o阿尔伯特o卡夫（Leonard Albert cuff）为国际奥委会的荣誉委员。卡夫是新西兰业余运动联合会的创办者，在访问欧洲时，他和赫伯特一起出席了由法国竞赛俱乐部组织的运动项目。尽管他也没能出席1894年奥委会大会，但他的加入使南太平洋体育运动被纳入到顾拜旦的计划中来。

　　只有在国际环境中才可能成功复兴奥运会，对此顾拜旦从未怀疑过。当美国运动员1891年来巴黎参加比赛时，他更加坚信这一点。为了推进奥运会的复兴，他在报纸上、小册子里和演讲中都提到，他撰文指出，如果德国考古学家能发掘出奥林匹亚的遗址，法国人就可以复原奥林匹克的原貌。1892年，在巴黎的一次报告中，他进一步详细地提出了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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