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萨马兰奇还敏锐地感觉到来自国家奥委会联合会的潜在威胁，就像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一样，其中的焦点仍是资金的分配问题。对此，在巴登-巴登，团结基金会被改称为"奥林匹克团结基金委员会"，内部组成也做了修改。来自普莱西德湖和莫斯科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权收入使可用资金增加到850万美元。萨马兰奇的老朋友安塞莫o洛佩兹（Anselmo Lopez）成了新的团结委员会办公室名誉主任，拥有4位助手。

　　在巴登-巴登大会上通过的另一项提议是国家奥委会有权视察潜在的奥运会候选城市，这一议题在17年后将成为萨马兰奇在本章最开始处提到的危机的焦点。与大会同时进行的例会正在讨论遴选198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的问题。毫无疑问，来自美国和英国奥委会的丹o米勒和迪克o帕尔默（Dick Palmer）所做的报告将有助于国际奥委会作出使汉城作为夏季奥运会举办城市的选择，这虽然有争议，却也在情理之中。投票结果是52对27。尽管如此，萨马兰奇很快就预感到国际奥委会因选择汉城而即将面临的新危险。这一决定在例会之中和例会之后都引起了政治上的争论。年迈的国际奥委会日本成员清川（Kiyokawa）开始把注意力投到南朝鲜欠日本的60亿美元债务上。冬奥会的主办权则给了卡尔加里。

　　除此之外，例会还通过了其他决定，其中包括修订有关运动员资格的第26条规定，新规定明确表明："任何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应该对相关体育项目的运动员资格表述负责"，而这种资格的指导原则是"选手的健康不能因准备和参与奥运会或其他国际赛事而受到损害，也不能因此在社会和物质生活上被置于不利地位"。即使如此，在当时，职业选手参赛仍被视作是不合法的，更不允许做广告，除非是在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家奥委会以及国内有关体育协会的监督之下。

　　在有关运动员资格规定的修订过程中，国际奥委会的表现更多的是被动而不是主动。对于选手的物质奖励尽管在理论上是不合法的，但在实践中已经长期存在，而且数目正在迅速攀升。此前，基拉宁曾表达过类似运动员"应该取得一些分成"的观点。国际田联在1981年设立了信托基金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运动员在职业生涯中接受的金钱可以存入此类基金，但并非正式"兑现"，而是直到他退休后方可取出。然而那些运动员获得的所谓运动设备公司的赞助或者鼓励等非正式收入仍在放肆地侵蚀着业余理念。萨马兰奇清醒地认识到，国际奥委会不能再生活在谎言中了。在萨拉热窝冬奥会上，萨马兰奇就险些一脚踩进了水沟里：他被问到为何卡尔o刘易斯（Carl Lewis）能在他所在的国家协会的庇护下随心所欲地做广告，而瑞典的英格玛o斯滕马克却因同样的问题而被禁赛，二者之间究竟有何道德差异。萨马兰奇只得把这个问题踢给了雪联主席霍德勒，因为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在历经了87年之后，例会终于选出两名女性国际奥委会成员：弗洛尔o伊萨瓦o丰塞卡（Flor Isava Fonseca，委内瑞拉）和奥运赛跑选手皮尔约o海格曼（Pirjo Haggman，芬兰）。许多人对纳蒂娅o莱卡斯卡（Nadia Lekarska，保加利亚）的落选感到遗憾，毕竟她在奥林匹克运动中有着很高的威望，还是马术运动员克鲁姆o莱卡斯卡（Kroum Lekarska）的遗孀，但后者的同事弗拉迪米尔o斯托伊切夫的国际奥委会成员资格却成了纳蒂娅的障碍。例会还选举成立了运动员委员会，12名活跃在赛场上的运动员进入其中，塞巴斯蒂安o科借此呼吁对服用禁药的人施以终生禁赛的处罚。

　　在瑞典的再三请求下，例会接受了为英格马o约翰逊授予拳击银牌的请求，他是在1952年的决赛中因"没有尽力"而被拒绝授予银牌的。除此之外，例会还在其他方面取得了进展，其中包括国际奥委会分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台湾就有关承认各自国家或地区奥委会的问题上达成了最终的协议。于是，国际奥委会成了第一个能够在一个组织下同时容纳两岸存在的国际组织，这其中萨马兰奇可谓功不可没。在萨马兰奇涉入此问题之前，随着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纷纷倒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台湾参加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从18个降至11个。与此同时，穆巴耶初步起草了一个有关成立国际仲裁法庭--即最后的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的计划，这样一来，国际奥委会至少能够与现实和潜在的执法纠纷保持与时俱进，因为奥运组织?常被牵涉进各种纷争之中，但在之前根本没有此类法律中心。

　　在巴登-巴登，萨马兰奇第一个倡议由普里莫（国际田联）和拉涅亚（国家奥委会联合会）担任国际奥委会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从本质上来说，这意味着国际奥委会的两大分支机构在执委会中都占据了一席之地，但来自底层的不满很快就迫使他改变了主意：并不是因为两人正式职位的来源存在问题，而是由于他们的人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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