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在英国工党下院议员丹尼斯o豪威尔（Denis Howell）的领导下，一项针对比赛赞助的独立调查开始了。豪威尔曾是一名体育裁判，在60年代还曾出任体育大臣。根据调查结果，他还发表了一连串带有道德评判的声明：

　　负责协商电视赞助的管理方应当将利益评估向所有的利益相关组织做出通告。

　　政府应当将国际管理集团（Mark McCormack）和英国体育运动两者关系的材料呈送给公平交易办公室以确定是否存在垄断。

　　国际奥委会应该与所有的国家奥委会及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进行一次关于奥林匹克未来的讨论，探讨运动员参赛资格及商业化的问题。

　　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应当与国际足联和国际奥委会共同评估阿迪达斯公司资金涉入的程度。

　　这些发现不啻为一种凌辱。国际奥委会早已在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的指导下着手清理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了，但是对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来说，要评估阿迪达斯公司的资金状况却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它仅仅只是霍斯特o戴斯勒（Horst Dassler）的一次善举而已，目的是要将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从夏季和冬季项目联合会的成立给它带来的财政窘境中解救出来。一些自命不凡的观察家曾把戴斯勒描绘成一个专门操控国际体育运动的恶魔。他被说成曾经策划了萨马兰奇的当选和选择汉城作为奥运会主办城市等重大事宜。戴斯勒当然对运动服装和设备的计划感兴趣--这占了公司总产品的1/3，主要的产品是休闲服装--不过，他同时也是一位慈善家。他曾用以货代款的方式向大量的非洲和东欧国家提供赞助，自己却处于亏损状态，他也向著名运动员提供更明显并且对其自身有更多好处的赞助品，当然这些鞋子和衣服上都带着熟悉的三叶草标志，起到了一定宣传作用。萨马兰奇知道国际奥委会的生存有赖于财政上的独立性：没有金钱的话，他们就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力量。只有通过商业化和与像戴斯勒这样的商人合作，国际奥委会才能创造出保证自身生存的财富。

　　1983年，在新德里例会上，国际奥委会接管了奥运会营销以及奥运符号和标志的唯一使用权，同时还和总部设在瑞士的ISL公司达成了一项初始协议，后者将负责协调奥林匹克标识在包括石油、照相机、烟草、机动车、电器和食品饮料等30种主要广告商品的使用。属于阿迪达斯旗下的ISL后来和日本电通合并。基于戴斯勒有关派人到指定的国家奥委会谈论商业合作关系的保证，在新德里例会上，一项新的计划发起了，这也导致了1984年之后奥林匹克计划（The Olympic Programme）的出台。该计划为那些支付了上百万美元的赞助商设计了数目有限的商业垄断合同，并特许他们享有独占权，ISL则代表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奥委会的利益。在新德里例会上，大会决定由奥林匹克团结基金为参加1984年冬奥会的每一个国家奥委会支付2名参赛选手和1名官员的交通和日常支出费用，夏季奥运会则为4名参赛选手和2名官员支付。

　　如果国际奥委会对于药物的滥用还有任何疑问的话，那么，1983年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举行的泛美运动会应该可以消除他们的疑问。在这届运动会上，15名举重运动员在合成类固醇的检测中被查出呈阳性。这些检测仪在奥运前不久才问世，能够用来确定选手以前类固醇的使用量。然而令人悲哀的是，面对活生生的证据，国际奥委会仍然不采取行动，也不愿实施有实质内容的惩罚措施。从1981年在科隆进行的对莫斯科奥运会中没有检验的运动员样本的测试结果来看，有超过20%的人因为睾丸激素过量而呈阳性。对1983年开始举办的世界田径竞标赛，国际田联却奇怪地决定不去检测睾丸激素。这又如何解释呢？

　　萨拉热窝冬奥会开始后，有关冰球选手的职业化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呼声虽不是很大却很清晰。在这次比赛中，凯里o威尔逊（Carey Wilson）隐瞒了自己的职业运动员背景，从而绕过了传统的藩篱，之后在比赛中他连获3分，最终帮助加拿大以令人惊讶的4:2大胜美国。这不但让ABC电视台的控制室感到心力衰竭--它在美国市场上投资了9 150万美元--也使威尔逊和国际奥委会感到十分尴尬，因为威尔逊在芬兰已?和职业冰球赛签了约。国际冰球联盟（IIHF）将北美联赛的职业球员排除在奥运参赛人员之外，不过不包括其他联赛。只要他们稍加注意，将不难发现欧洲世界冰球联赛的职业球员与此毫不相干。加拿大人里克o坎宁安（Rick Cunningham）加入奥地利国籍，并帮助他们击败了芬兰，他在世界冰球联赛中出场达323次。道默和萨马兰奇无法回答媒体有关双重标准的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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