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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空军在国内散发传单：“醒来吧，国防！”

皇姑屯事件以后，日本政府抓紧分分秒秒筹备侵略中国的战争。三年多的时间里，日本不断扩大军费预算，发展军火制造业，三菱飞机制作所为日军生产出了重型轰炸机，日军还建立起了用国产战车装备的机械化兵团。

在日本军队中，武力侵略中国的战争狂热，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驻京都的第十六师团第三飞行联队，派飞机到福井和金泽等地上空，散发十万张传单，标题是：《醒来吧，国防！》。传单通篇叫嚣要用武力解决“满州”问题，还附了一幅地图，注明日本在“满州”的特殊权益。

到了1931年春天，日本的战争侵略，已经是箭在弦上。日军在中国东北伺机挑衅，制造事端。

在长春市以北三十公里处的万宝山，李升薰等朝鲜人在这里租种中国的土地。一百多名朝鲜侨民破土垦荒，未经同意，越过地界，发掘了中国农民的土地，引起双方的纷争。这时候，只要朝鲜人停止挖掘，争端也就平息了。正当中国地方当局设法调解时，日本驻长春的领事派日本警察保护朝鲜侨民挖渠。当地农民忍无可忍，在7月1日平渠毁坝。

日本驻长春领事馆警署主任中川义治赶到现场，同当地农民代表孙荣卿发生争辩。中川大怒，喝令日本警察将孙荣卿捆绑起来。周围的农民一拥而上，将孙荣卿抢回。日本警察鸣枪射击，打伤一人，逮捕十人。在他们保护下，朝鲜侨民继续挖渠筑坝，在11日完工灌田。

日本借机在朝鲜煽动排华事件，诬称中国排挤朝鲜人。于是，在朝鲜的汉城、仁川和平壤等地，发生了大规模的排华运动，结果有一百一十四名中国侨民被杀，一百九十人受伤，近五万人被迫回国。

日本方面继续扩大事态，抓住万宝山事件大做文章。日本政府居然召开内阁会议，专门讨论这个事件，军务局长在会上强调：必须向“满洲”和朝鲜增派军队。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从江西抚州“剿共”前线致电张学良，要他极力忍让。

紧接着，在东北的大兴安岭，发生了一件间谍案。

有一天，四个身着棉衣棉裤的农民模样的人，来到兴安区佘公府，被东北军屯垦军的第三团拦住检查，经过审讯，发现他们是由日军参谋本部的间谍中村震太郎率领，非法潜入中国边防重地侦察，已经完成任务，准备经洮南回国。关玉衡团长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讨论如何处置他们。大家认为，如果把他们押到沈阳，日本可能会反咬一口，招来许多麻烦，不如依照国际法，将他们处死。

当晚，关玉衡命令副官赵衡带着十多名亲信，将中村一行四人秘密枪决，尸体火化，骨灰扬散。中村等人的行装，除了留作间谍罪证的笔记、地图、手枪和测图仪器等，其余全部烧毁。这就是所谓的中村事件。

大兴安岭是日本派遣特务的重点地区之一，中国政府明令禁止外国人在这里旅行。日本间谍无法以“旅行”、“考察”的名目进入，便秘密地非法潜入，有时还伪装成汉人或蒙古人，到这一带进行间谍活动。中国边防军将抓到的日本军事间谍处死，是为了保卫边防重地的安全。

这年7月，板垣征四郎参加日本关东军组织的“北满参谋旅行”，无意中得知中村一行被杀的线索。不久，土肥原亲自出马，化装到佘公府调查这件事。接着，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村等四人被杀的情况，但对他们的间谍身份和间谍活动只字不提，抓住中村之死大做文章。他们强调，对于中村大尉之死，“可能需要进行武力调查”。日本陆军和参谋本部的将领们强烈要求迅速集中关东军，用武力“巩固帝国既得利益”。他们大肆渲染中村事件，宣传所谓“满蒙危机”，煽动战争狂热，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和种种无理要求。

“九一八”，日寇的屠刀指向沈阳。
1931年9月18日之所以沉重地载入了史册，因为它承载了日本关东军的阴险和蛮横，承载了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下达的不抵抗侵略的可耻指令，承载了东北军将士的含愤撤退和东北中国居民的悲惨遭遇。

这一天，事变发生在夜晚，发生在夜幕掩盖之下。

在这个许多人疏忽了戒备的夜晚，身负守土之责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大病初愈，不在军营，也不在东北，而是在关内的北平，带着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坐在前门外中和剧场，观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代理司令长官张作相，也不在军事岗位上，前一天回锦州家里为父亲治丧去了。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也是暂住北平。至于总参谋长荣臻，也在前一天为父亲祝寿，大摆宴席，宾客盈门，仍然余兴未消。

沈阳，这座驻扎着东北边防军总指挥部的城市，当日军潜伏在黑暗中张开血盆大口的时候，没有高级指挥官在这里坐镇。就连驻守沈阳的第七旅旅长王以哲，这一天也不在军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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