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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北方局支持和领导学生的爱国运动。12月9日，北平学生长期被国民党当局压抑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六千多名学生涌上街头，奔向新华门，向国民政府请愿，反对卖国，反对内战，要求抗日，要求民主。学生游行队伍经过西单时，遭到军警阻拦和野蛮镇压，一百多名学生受伤，三十多名学生被逮捕。

第二天，北平学联做出反应，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积极酝酿和准备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学生的爱国运动持续到16日。国民政府原订在这一天举行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大会，中共北平党组织在这一天发动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清晨，北平的学生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天桥，举行三万多人的市民大会，通过了组织民众、共同抗敌、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等决议案。会后，几万人示威游行，当局再次调动军警镇压，四百多名学生被大刀砍伤、刺伤或被棍棒打伤，三十多名学生被捕。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只好延期到12月18日举行，而且“大会”开得又小又短，包括新闻记者在内，只有三十多人与会，从开会到散会，只有二十几分钟。

北平学生的行动影响了全国。在北平附近的天津，在江浙地区的上海、南京和杭州，在华中的武汉，在华南的广州，在中原的开封，在太行山东西侧的济南和太原，都有爱国学生示威游行、请愿和罢课。“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世界各地，海外侨胞立即向国内学生组织发出电函，赞扬他们的爱国精神，誓为他们的后盾。

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师范大学举行了成立大会。到当年暑假，北平民先队员发展到一千二百多人。后来，全国各地有三十多个城市建立了民先队。在巴黎、东京和缅甸等地，也有了民先队组织。

上海成立了以爱国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要领导人有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沙千里等。救国会发表宣言，制定了《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蒋介石容不得这样的组织，当局在11月23日逮捕了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和王造时，史称“七君子事件”，震动全国。各界人士纷纷抗议政府，营救运动声势浩大。宋庆龄、何香凝和胡愈之等十六人发起“爱国入狱运动”。他们说，如果爱国有罪，他们愿与七君子同受处罚；如果爱国无罪，他们则与七君子同享自由。宋庆龄等人前往苏州，请求入狱。国民政府迫于全国舆论，在“七七”事变后释放了七君子。

文化界也致力于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鲁迅在《答文化新闻社问》中，揭露了日本侵华的真面目。中共领导下的“左联”，抗议日本侵略，呼吁国际社会支援，号召全民族奋起抗日。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巴金等二十一位文艺界新旧各派领导人，共同签署一份宣言，明确提出：“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

文化界实践了他们的宣言。一些小说家写出脍炙人口的抗日作品，阳翰笙写《义勇军》，肖红写《生死场》，萧军写《八月的乡村》，艾芜写《咆哮了的许家屯》。剧作家田汉写《乱钟》，诗人蒲风写《我迎着风狂和雨暴》，陈鲤庭和崔嵬写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夏衍写报告文学《包身工》。音乐家聂耳创作《大路歌》，歌词作家孙慎写《救亡进行曲》，麦新写《大刀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传遍中华大地，以强烈的感染力，激励中华民族起来抗争：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溥仪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日子过得并不风光，一言一行都必须听命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军规定了他与日本天皇的关系，“宛如月亮凭借着太阳的光芒而散发光辉”。然而在中国人眼里，溥仪甚至失去了生命的光泽，只是一具木偶而已。

关东军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实行法西斯统治。他们在东北建立宪兵队，东条英机曾任宪兵司令官。日本间谍网遍及全东北。他们让伪满政权建立庞大的军警宪特暴力机构，在各地设立秘密据点和秘密监狱，专门刺探抗日情报，侦破抗日地下组织和进步力量的活动。

关东军不断以“治安肃正”为名，进行残酷的军事“讨伐”，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同时建立“集团部落”，强迫分散居住的农民聚居在指定的大村落，切断民众和抗日武装的联系，断绝抗日武装的物质支援。伪满各级成立清乡委员会，实行户口调查制度，一家犯法，九家连坐。铁路两侧沿线五百米以内不准种植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以利于镇压抗日武装。

“集团部落”中央设有日伪军警派出所和村公所，监视民众的一言一行，限制人身自由，到处抓人、打人、杀人，随意闯入民宅，强奸和轮奸妇女。“集团部落”生存条件太差，大批民众病死、冻死、饿死。整个东北，“集团部落”残害着五百万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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