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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处在复杂的矛盾中。日军进攻绥东，威胁到他的生存，蒋介石派十个师进入山西不走，并派特务策动他的部队内部搞“河东独立”，企图取而代之。阎锡山则打算利用共产党巩固与发展他的力量。中共中央决定加大争取阎锡山的力度。

毛泽东致书阎锡山：“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信中通知阎锡山，红军俘虏的晋军第六十六师第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以下官兵及武器弹药全部送回，并派彭雪枫和周小舟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太原向阎锡山陈述中共的主张。

这时，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的左派进步青年宋劭文等人，倡议组织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取名“抗日救国会”。阎锡山认为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团体，能壮大自己的声势，表示赞成组织民众救国，但不同意组织“抗日救国会”。他定名为“牺牲救国同盟会”，并于“九一八”五周年这一天正式成立，亲自担任会长，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和刘岱峰等人任委员。

阎锡山派专人到北平，当面邀请共产党人薄一波等人回山西。中共北方局派出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由薄一波任书记。他们到达山西后，很快就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薄一波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担任牺盟会的常委秘书，主持日常工作。随后，他又接办了山西牺盟会，大力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前面说过，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曾写信给傅作义，鼓励他率部抗日。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派出代表到西北、华北、广东、广西和四川等地，向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转达中共的抗日主张，谈判双方的联合。

西南地方实力派李济深、李宗仁和白崇禧曾提出“反蒋抗日”的口号，并派代表联络东北军张学良，派钱寿康与中共中央商谈联合。毛泽东在1936年9月给这三个人写信，指出“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从此，中共与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部队建立了联系。

毛泽东给国民党爱国人士和爱国将领写信，1936年就写了七十多封，最多的一天写了九封。毛泽东致信宋庆龄，对她表示敬仰，希望她能在国难当头的严重时刻发挥更大作用。毛泽东写信给何香凝，希望她能促进国共合作。毛泽东致信冯玉祥，赞扬他的“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希望他“登高一呼，众山齐应”。毛泽东致信蒋光鼐和蔡廷锴，赞扬他们的爱国行动，希望他们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毛泽东写信给北京大学的学术领袖蔡元培，恳切希望他能运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促蒋介石等人团结抗日。毛泽东致书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引用《三国演义》中“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观点，提出与邵力子联合。

中国共产党不计旧怨，多方联络在内战中曾多次交战的对手朱绍良和王均等人。对四川的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和山东的韩复榘等人，中共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爱国将领邓宝珊则一直和中共友好来往，他积极拥护中共“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奔走山西、河北和山东，会晤了阎锡山、宋哲元和韩复榘等人，敦促他们同仇敌忾，抗击日寇。

面对着日本要灭亡中国的严重局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争取蒋介石集团停止内战，共同合作抗日，是非常重要的。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是国民党中英美派的代表，掌握着国民政府的军政大权，因此，要实现全国全民族的抗战，如果不促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就无法达到目的。前一阶段提出的“抗日反蒋”口号，已不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并且也无法为国民党中各方面人士所接受。国民党中英美派集团，对于日本的态度，是有可能转变的，将“抗日反蒋”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可以促进蒋介石转向抗战。

西安事变，“审蒋”变成了“放蒋”。

张学良和东北军希望抗战，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地推行“安内”的反动政策，似乎是十头牛也拉不回来的。他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处理完了两广事件，席不暇暖地飞到西安，着手“围剿”红军。

蒋介石调集二百六十个团的嫡系精锐部队，准备对中央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蒋介石非常乐观，以为派三十万大军对付三万红军，用不了三个月，便可大功告成。他发现张学良和杨虎城有密谋联合红军发动全国抗战的迹象，但他认为，只要他自己坐镇西安，逼着这两个人“剿共”，谅他们是不敢不服从的。

但是，蒋介石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威望。这个时候，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已经满腔愤慨。他在洛阳给蒋介石祝寿时，曾和蒋介石独处。他要求蒋介石释放七君子，领导抗日救亡。蒋介石大发雷霆，蛮横地说：“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可以代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奸党暴徒。”后来，张学良请缨增援绥远抗战，又遭到蒋介石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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