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第9节:大西南在召唤(2)-悲壮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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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十月金秋。
金黄的谷穗早已收获,秋霜染红了片片枫叶。是我们告别北京的日子。
我们这些学子,与中科院地球所的一批年轻同志:常小华、徐英等一起,在老干部王益海带领下,登火车、乘汽车,翻山越岭,浩浩荡荡向大西南进发。从贵阳到昆明行车三日,一路上我们热血沸腾,引吭高歌。你用清脆的笛音为大家伴奏,那嘹亮的歌声响彻山谷,直上云霄。
几天之后,春城昆明张开热情的臂膀,迎来了这批来自首都北京的年轻的地震战士。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景。在位于昆明市护国路省科委大院的
西南工作站大门口,我们乘坐的汽车还没有停稳,在门口守候已久的人们就蜂拥而上,抢着帮我们扛行李,拿背包,嘘寒问暖,关怀备至。
赴昆明途中在黄果树瀑布前合影留念
(摄于1965年10月)
我们被包围在温暖的海洋,旅途的奔波劳顿一扫而光。
后来,在那简陋的食堂里,领导和同志们又专门为我们接风洗尘,举行了热情洋溢的欢迎会。
来到西南工作站,我们真的兴奋了好久。
1965年的西南工作站,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它是祖国区域地震工作蓬勃发展的象征,它应时代的需求而生,也闪耀着那个火热年代的理想之光。
西南地震工作是随着祖国西南三线建设的进程而发展起来的。四川、云南是我国的多震地区,尤其是云南省,历史和现今地震活动水平仅次于台湾、西藏和新疆。因此,对西南重点建设地区提供地震活动背景和地震基本烈度,就成为三线建设中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1963年,四川渡口攀枝花钢铁基地工程开始建设。该区地处川滇交界,地质条件复杂,断裂纵横交错,历史上是地震多发地区,1850年曾在西昌发生过10度地震。早在1960年,西南三线指挥部就要求提供西昌、冕宁、弄弄坪等地的地震基本烈度,但未能满足要求。
据《当代中国的地震事业》一书(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记载,1964年,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三线渡口矿区建设中的地震工作,曾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通讯上批示:
西南不只要建立几个地震台,而是几十个地震台,不只要建立几十个人的地震队伍,而是几百人的队伍,一年内建成西南建设任务地区的地震台网。
国家计委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立即调拨地质、石油部门的力量支援中科院地球物理所,由该所组织实施这一任务。
于是,自1964年年中起,在老干部王汉珍主持下,开始筹建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西南工作站。老一辈地震学家谢毓寿先生领导的工程地震研究室(山西)、曾融生先生领导的地球物理研究所物探研究室等遂迁至昆明。1965年8月,完成了西南工作站的组建任务。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近300名科学工作者从祖国各地来到川滇任务地区工作现场。他们之中,有成就卓著、经验丰富的老一辈地震学家——谢毓寿、曾融生;有正当壮年、干劲勃发的中青年地震学者和业务骨干——梅世蓉、闵子群、姜葵、韩源..;有才华出众、蓄势待发的后起之秀——陈运泰、李钦祖..;有刚刚走出学校大门的大学生和中专生;有一批1964年走出高中校门经培训上岗的青年同志(当时称他们为“小同志”);还有老干部和中青年干部——王汉珍、陈洪鹗、王益海、王贵美..以及各级行政干部和党务工作者。
正是他们,组成了一支研究领域相对配套,老、中、青干部相互结合,技术过硬、敢打敢拼、朝气蓬勃的队伍。
为了祖国大西南的建设,他们艰苦创业,团结奋斗,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在四川渡口及附近地区的崇山峻岭中,建立了包括30个地震台和10个流动台在内的,跨越川滇两省的区域地震台网,完成了西昌—渡口8万平方公里的地震烈度区划图及说明书等一系列重大任务,在中国地震工作史上,谱写了不可磨灭的华彩篇章。
祖国大西南建设这么热火朝天,有这么多专家、前辈云集昆明,有这么多同志先于我们在这里辛勤耕耘,为西南地震工作打开了局面;投身于这样的团队,我们怎能不兴奋不已,我们怎能不竭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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