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原生怕自己判断有误，又拿出放大镜全神贯注地看了起来，没有一张假票，都是货真价实的真品，据他所知，目前在银州市没有一个人拥有这么完整的“文革”票。他惊讶地问：“这些票你是从哪儿搞来的？真是你的？”没有听到蒋卫生回答，他抬头一看，蒋卫生居然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悄然离开了。关原追了出去，只看到了蒋卫生远去的汽车尾灯。回到家里，关原再次审视那套邮票的时候，才发现桌上扔了一张纸条，拿起来一看，上面写着：“关部长，这是我父亲留下来的东西，一共两套，我对这些东西根本不感兴趣，本来想把两套都给您，可是终究是父亲留下来的，我自己就留了一套，这一套送给您，由您保管才是这套邮票最合适的归宿。”纸条既没有落款也没有日期，但是可以断定是事先就准备好的。关原收拾起集邮册，躺到床上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看走了眼，蒋卫生的确是一个没后台背景的人，但绝对不是老实人。他想到了最近考核干部的时候看过蒋卫生的档案，蒋卫生是农家子弟，难怪在他那农民式忠厚的面具下面隐藏着农民式的狡狯。


　


　　公安局副局长姚开放是一个非常能够适应政治形势的人。“文化大革命”中他积极造反，曾经在相当程度上掌控过公安局的人事管理权和政治工作权。粉碎“四人帮”清算极左路线的时候，他又成了清算极左路线的积极分子，不但没有划成三种人，反而在拨乱反正、公安机关机构恢复“文革”前建制的时候，成了公安局政治部的科级副主任。这一点从他的名字上就能看得出来，“文革”时期，他的名字是姚破旧，改革开放以后，他跟他老婆与时俱进，他老婆把原来的赵立新改成了赵改革，他就也相应地把姚破旧改成了姚开放。头脑灵活，跟得上形势这仅仅是内因，他还有一个非常优良的外因条件——他有一个吃得上劲的老岳父。他老岳父赵银印是前任分管政法的副省长。在省上担任党政领导要职多年，放眼看去到处都是老同事老部下，所以他老岳父虽然现在已经离休多年，成了鸡皮鹤发的老者，却仍然在一些协会之类的半官方组织担任会长之类的闲差，继续挣扎着发挥余热。


　　姚开放当然也不会放过继任公安局局长的机会，好在他用不着像蒋卫生那样可怜巴巴地亲自出面找关原之类的人物说小话、送集邮册。他有老岳父替他运筹帷幄、上下周旋。就在关原经受蒋卫生折磨的时候，他的老岳父赵银印也正在折磨市长夏伯虎。老人家是专门从省城赶到银州来办这件事情的，来之前给银州市打了招呼，省上老领导前来视察，银州市自然要接待。接待姚开放老岳父的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了市长夏伯虎的肩上。“文革”前赵老爷子担任省团工委书记的时候，夏伯虎是省团工委干事，正是在赵老爷子的栽培提携之下，夏伯虎由省团工委干事一路熬到了银州市市长的位置上。作为老领导，政治进步的领路人，赵老爷子前来银州夏伯虎出面接待是义不容辞的义务。


　　市领导接待客人一般都放在银龙宾馆，银龙宾馆过去是银州市的市委招待所，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搞好接待工作，树立银州市的形象，历任历届市委市政府领导都要着手对银龙宾馆进行一番大规模的改造、扩建、装修，似乎这是每一届市委市政府的必修课。人们常说，再苦也不能苦了娃娃，再穷也不能穷了教育，银州市是再苦也不能苦了宾馆，再穷也不能穷了接待。于是，银龙宾馆经过历任历届市委市政府领导持续不断地添砖加瓦，如今已经由政府招待所升格为银龙宾馆，规模档次达到了三星半，号称五星级。赵老爷子驾临之后被安置在豪华套间，吃饭就在接待贵客的独立餐厅。


　　市长夏伯虎是团干部出身，这种干部有一个相对普遍的特点就是能说、会说，市长夏伯虎又是能说、会说的团干部中的佼佼者，不论是开市委常委会还是市长办公会，他的话一开头就滔滔不绝，能从银州市绕到联合国再到月亮上转两圈最后又回到了银州市，难能可贵的是，绕了那么大一圈还能句句不离改革开放并且最终准确地降落到原来的主题上。他一开讲别人要想插话，就跟春运期间排队买火车票想加塞儿一样艰难。平常聊天或者向上级汇报工作夏市长更能忽悠，说好他能把银州市吹成一朵花，说成全地球最佳投资胜地。说孬他能把银州市说成豆腐渣，把银州人民说得比非洲难民还可怜。至于说好还是说孬，或者半好半孬，那就要根据说话的对象和说话的目的而定，在这方面夏伯虎先天就有一股灵气，后天又在官场上长期磨练，运用起来得心应手、出神入化。有了这样一位能忽悠的市长倒也是银州人民的福气，在他的忽悠下，银州市近些年招商引资颇有收获，每年引进的外商投资高达一个亿，每年忽悠来的省上、国家的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换算成人民币也有一两个亿，于是乎银州市的干部群众就根据这位市长的特点和姓名的谐音亲切地称之为：瞎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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